“職場”無疑是小說《杜拉拉》的最大噱頭，而“時尚”則是電影版《杜拉拉》的最大看點。對于電影《杜拉拉升職記》的導演徐靜蕾而言，33位廣告商的傾力加盟是一件極有面子的事情，而對于觀眾而言，清點電影中眾多知名品牌的LOGO也不失為一種樂事。

淡化職場，選擇愛情

和同名小說相比，電影《杜拉拉升職記》顯然無意在“典型的中產階級奮斗史”上多做文章。杜拉拉的職場心機，她的那些關于“和上司保持一致”、“職場天條:慎用mail”的諄諄教誨，中國職場人早已耳熟能詳。而那個老黃牛一樣勤勤懇懇、倔驢一般不屈不撓的杜拉拉也儼然成為了一位“職場超級女英雄”。

對于徐靜蕾而言，復述一個她所不熟悉的職場神話，即使再動聽，也不免生硬，或許，就像她自己說的那樣，“戲是戲，生活是生活。我不是杜拉拉，也不可能成為她”。于是，聰明的老徐選擇淡化職場，從時尚的角度突圍而出。老徐選擇了愛情，選擇了在時尚的背景下涂抹一個三十歲“輕熟女”的情感成長史。于是，小說中“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愛情故事成了電影的主線。杜拉拉和王偉的愛戀，和所有的辦公室戀情相似:萌發于公司年會上熱情激蕩的“一夜情”，升溫于辦公室格子間繁縟的日常工作，挫敗于職場還是愛情的兩難抉擇。不同的是，老徐終究不能免俗的為這段一邊痛苦，一邊溫存的職場愛情續上一個舊地重游、“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大團圓。這個結局或許老套，或許不著邊際，但是，恰恰是這個老套、不著邊際的愛情故事，給我們熟悉的“完全職場”的杜拉拉打上了一層“非常時尚”的亮色。

從小說的“完全職場”到電影的“非常時尚”，兩個杜拉拉時隔三年之所以能夠受到如此的追捧，并非因為這個“職場升職、愛情如意”的故事多么引人入勝，或者杜拉拉的個性如何另類出眾——它所敘寫的不過是一個普通人的成功史與成長史，而恰恰是杜拉拉的普通和成功，讓她具有了為我們提供自我想象的資本，讓我們不免驚呼“我就是杜拉拉”!

李可將自己的職場打拼巧妙地復制于小說的文本，從銷售助理到行政主管再到人事行政經理，杜拉拉過關斬將，伴隨職位高企的是工資卡上不斷攀升的阿拉伯數字。而徐靜蕾的電影，則用流光溢彩的“物質性”符碼告訴我們，那些數字一一對應著的是怎樣的生活——是在電梯間做運動還是進健身房出汗，是穿雜牌服裝還是享受歐美大牌對于肌膚的愛撫，是加入下班搶出租車的大軍還是安享代步跑車帶來的奢華體驗。徐靜蕾和廣告商一起，為我們聯袂打造了一個屬于中產階層的“優質生活”的幻象，它是如此的具體又是如此的空洞，如此的浮華卻絕不缺乏誘惑。杜拉拉的成功被物化為不斷升級的消費體驗，而杜拉拉的消費體驗則最大限度地喚起了我們對于“優質生活”的無限渴望。大批植入的廣告與涌入電影院的瘋狂人流，似乎又一次昭示著消費主義話語在電影生產運作中的成功。這些無比鮮明的視覺符號，伴隨著女主角的成功與成長，讓我們不止一次地相信，那就是我們應該追求的全部的生活模式，也是我們和杜拉拉一起不斷奮斗的本質動力。

盡管對于一個已然中產的人來說，那樣浮夸的“優質生活”與我們希冀的出人頭地并無更多的關聯。那些高尚而富于情調的“優質生活”更多的只是熱衷于窺探他人隱私的塵世大眾對于中場階層一廂情愿地強加。

然而，作為中國第一部“職場時尚大片”，《杜拉拉升職記》帶給我們的并非只是中產階層“購物指南”那么簡單。當小說版杜拉拉用一種極具誘惑力的口吻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們“如何中產”的秘訣時，她的目標受眾便不再停留于中產階級的表層，和《時尚》之類的流行雜志一樣，這是一本寫給“即將中產者”的職場指南。只是，為我們講述如何中產的李可，也不免向我們吐露，我們所仰望的那個中產階級卻是“活得最累的一個階級”。語氣里的疲憊與無奈，讓我們想起那個漁夫與富人的經典笑話。是的，漁夫為什么要努力成為富人，如果所謂的富人也不過是和漁夫一樣躺在沙灘上曬太陽？為什么我們要努力成為中產階級，如果所謂的中產者也不過是和你我一樣為了生活疲于奔命？

而徐靜蕾的電影，恰恰是在用強大而真實的視覺符號告訴你我“為何中產”，它讓我們渴望的成功突然由虛幻而生動了起來。它如此具體而樸實地告訴著我們，作為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代表”，你應該穿哪個牌子的衣服，用哪個價位的電腦，吃哪個牌子的巧克力，喝哪個牌子的紅茶，它甚至告訴我們，在失戀的時候，一個杜拉拉式的成功職場人應該購置一輛什么檔次的跑車!于是，杜拉拉不再是那個“完全職場”的老黃牛式的存在，她同樣是一個“非常時尚”的優雅生活家。

中產階層的憧憬與渴望

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杜拉拉就這樣以一個“職場時尚女英雄”的姿態出現在了各大電影院的銀幕上。不管是職場，還是情場，她不斷地通關，不斷地取勝。她用西方的大牌服飾打造著那張東方面孔的精致與優雅;她熟悉地運用著諸如SWOT或是SMART之類的西方職場工具，努力地建構起一個后備部門主管的權威與專業;她恪守西方的職場守則與東方的處世哲學，老到地打理著職場上復雜的人際往來。她專業、敬業，“完全職場”;她知性、美麗，“非常時尚”。盡管她中英夾雜的職場語言還顯生硬，但這些都不影響她于金發碧眼的公司高層間的游刃有余。而這個有些自嘲有些自戀有些直率甚至有些樸實嬌憨的小女子的成功與強大，在某種層面上，便也有意無意地成為了一則關于中國崛起的隱喻。

徐靜蕾的《杜拉拉升職記》記錄下的便是屬于這個時代的對于中產階層的憧憬與渴望，盡管這份憧憬與渴望因為極度“同質化”而不免受到“想象力大面積缺失”的詬病，但它所嘗試書寫的恰恰是中國中產階層的當代史。是的，那個電影中的“非常時尚”的杜拉拉不免不切實際、不免矯揉造作，她和我們曾經或者正在經歷的職場缺乏更多的關聯。然而，正是徐靜蕾對于杜拉拉脫離日常生活秩序的勾畫，反而凸顯出了那個蟄伏于我們內心深處的信念:我們深知，“如何中產”與“為何中產”一樣，根本不會有一個統一的答案，而杜拉拉的職場經驗與優質生活，也根本不可能被真正的復制——那么還有什么比意淫更能接近于成功的醉人體驗，還有什么能比見證一個時代的想象與歷史更為激動人心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