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成以上“蟻族”來自農村和縣城

-為青年人構建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和良性的社會流動機制，使“富二代”不會因其富而承受不該承受的來自原罪的道德壓力，“貧二代”也不會因其貧而承受不該承受的來自物質的壓力，在科學發展觀的引領下，讓中國更好更快地走向“富N代”的“共富社會”。

當下的中國社會，“富二代”、“貧二代”、“房奴”、“蟻族”……一個個急速刷新的熱門詞語，以撞擊公眾敏感神經和刺痛社會軟肋的“另類”話語，形象而精準地刻畫了青年群體成長的原生態，敏銳而獨特地隱喻了社會深度轉型和階層顯性分化過程中疊加在青年群體身上的精神標簽。

“貧二代”：不甘“向下的青春”

據學者調查，“蟻族”中50%以上來自農村，20%來自縣級市。“也就是說，七成以上的‘蟻族’來自農村和縣城，來自省會和大城市的‘蟻族’不足7%。他們是典型的‘貧二代’，很多家庭年收入不超過5萬元。一個‘蟻族’從家里出來，身上肩負了父母的希望、弟妹的囑托和全家的期望”。

“他們有的是背景，我有的是背影兒”——在當下越來越叢林化的社會競爭中，社會階梯的攀爬顯得更加困難。“貧二代”和“富二代”兩者從表面上看，似乎沒有可比性。試想，當你在某偏僻的鄉村高中焚膏繼晷、日夜苦讀，掌握書本知識時，人家可能已經從美國留學歸來，操作起一個公司的業務。再試想，“我奮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無論是人生起點還是社會實踐，都是不可相提并論的。

先天優越的生存條件，為“富二代”注入了別樣的成長激素，這使得他們“天然地”在社會競爭力上要強于普通人。“貧二代”則相反，隨著民間財富高速增長，他們卻背負著物質與精神方面的雙重壓力，在求學、就業或創業途中，難免遭遇有形、無形的困難，需付出更多努力。

然而，作為一代成熟而理性的青年公民，要敢于直面各種問題乃至不美好的事情，畢竟不能只做“溫室里的公民”。對于各種不美好的社會現象，基于理性的判斷，才不會流于憤世嫉俗，才不會以發牢騷為快，才不會遭遇挫折就灰心喪氣。再完美的社會都有不公平的瑕疵，再不公平的社會窮人也可以出頭。在我們身處的這個還不完美的社會里，“貧二代”既然不可能在畸形的“拼爹游戲”中獲勝，理所應當努力成為“拼二代”。

沒有人說，“貧二代”一定更堅強或者一定更頹廢；也沒有人說，“富二代”一定更墮落，或者一定更精英。其實，如今的富人群體、精英群體，其祖輩有幾個不是農民或貧民？那么，照這樣看來，即便是“有背景”的“富二代”們又何嘗不是“貧后代”？“2009中國大學創業富豪榜”，對1999年以后我國普通高校的畢業生、結業生、肄業生、輟學生和在校生“自主創業”情況進行了調查。調查發現，上榜的創業富豪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或自籌資金，約占上榜人數的九成，有家庭資助的僅占一成。

“富二代”：并非“負面價值”的代言者

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下，“富二代”本身就是一個帶有強烈的階層暗示意味的符號，它的出現標志著一個占有極大財富的階層正在試圖以財富持續增值的方式，證明自己的存在。但貧與富不是衡量一個群體品性優劣的標準，富不是什么罪過，只要是通過合法途徑發家致富，人們無權加以指責。

中國有句古話“富不過三代”。家族財富的世代傳承，不僅困擾著中國的富人們，也一直是世界性難題。麥肯錫的一項研究表明，約有70%的家族企業未能傳到下一代，87%未能傳到第三代，只有3%的家族企業在第四代及以后依然經營。然而，與此同時在世界各地，經久不衰的商業家族也比比皆是。美國的福特、洛克菲勒、福布斯這樣的家族到現在都沒有衰落。而日本有的商家買賣往往從江戶時代就開始，至今還是家門興旺。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反差？

筆者認為，關鍵還是要調整人們的價值期許：要還原“富二代”道德與社會責任的公民標準、而非富豪標準；健全新富階層的法治環境，杜絕財富特權。曾經，“拿錢搞定一切”的少數紈绔子弟，其一樁樁恣意炫富行徑、一起起血腥飆車慘案，硬生生地將整個“富二代”群體卷進了道德輿論的漩渦，在社會放大鏡和顯微鏡的過度渲染和聚焦中，整個“富二代”群體一度“很受傷”地成了“負面價值”的代言者。

的確，把“富二代”的問題，簡單歸結為“富人有問題”，絕不是一種理智的態度。但“財富是道德的包袱”這句西方諺語告誡人們，更不能助長金錢逼退社會底線的風氣。可以說，樹立正確的財富觀和平等意識，不光是當今“富二代”需要解決的問題，更多不富的人同樣面臨這樣的問題。后富起來的人們，同樣可能尋找權錢交易的新空間與新規則。

推動中國走向“富N代”的“共富社會”

社會轉型在加速，貧富差距在拉大，如何塑造一個平等、和諧、共富并且充滿活力的未來中國，不光最大限度地考驗著社會各界的包容意識和承受能力，也考驗著執政者的管理智慧。“衙宅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溫家寶總理有句名言：“推動社會公平正義是政府的良心。”優化社會結構，改造社會大環境，撬開貧富層際流動的壁壘，消弭貧富層際心理的斷裂，使青年群體尤其是“貧二代”們公平地分享與其奮斗打拼相值的發展際遇和改革成果，已是政府的當務之急。

如果社會是公平公正的，“富二代”不會因其富而承受不該承受的來自原罪的道德壓力，在精神上就可以更加舒展，更加坦蕩；“貧二代”也不會因其貧而承受不該承受的來自物質的壓力，在求學、求職中能有公平的機會，從而就會更平和、更自信。但是，我們不能不為之擔憂的是，改革開放30年后，社會中的階層分化與貧富壁壘進入固化過程，近年開始出現的“富二代”、“貧二代”、“房奴”、“蟻族”現象，都凸顯了出身命運的世襲化、階層流動的凝滯化、社會結構的板結化、社會競爭的不公平化、發展際遇的非均等化和改革成果的非共享化……“貧二代”所能獲得的上升機會漸少，上升流動的空間和通道漸窄，貧富二代的父輩差距正被復制到子代身上，如此循環往復，“貧二代”只能看到自己不太美好的未來，甚至自己下一代不甚美好的未來，這恰恰是日益加深的社會隱憂。

對一個社會來說，“貧二代”能否獲得成功是比“富二代”能否成功更為深刻的一個社會命題。要知道，“貧二代”消失得越快，更能證明社會流動渠道的暢通性和公正性，更能顯示社會的生機與活力。

為此，筆者建議，按照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政府應該大力改革戶籍制度、就業制度、人事制度等，努力建立一個開放的、能流動的、有活力的和諧社會，努力形成中產階層比較大的橄欖型的社會結構，使公眾尤其是青年看到向上流動的希望。

政府應進一步修正與完善公共政策和制度，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建立較好的社會保障，減輕公眾尤其是青年所負擔的國民生活成本，使“貧二代”在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堅實基礎上，對生活和未來充滿希望。而“富二代”的成長同“貧二代”一樣，需要一個公平的社會環境，他們需要的是社會大熔爐，而不是什么小灶。這是一個復雜的綜合性工程，也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社會理想和目標。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目前，在許多大中城市，由于房價越來越遠離許多普通家庭的實際支付能力，住房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它在某種程度上已演變成一個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城市房價虛高下的“住房挫折”，對于作為“房奴”、“蟻族”和“新生代農民工”的青年影響最為深遠。青年要成家立業及維系家庭健康發展，對住房有新的剛性需求。因此，應采取有效措施解決青年住房這一事關民眾福祉、社會穩定和政府權威的重要問題。

身處一個民族復興和國家興盛的時代，我們不僅要關注轉型期青年價值觀的重塑和引導，而且要下大力氣構建公平正義、充滿活力的和諧社會，為青年人構建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和良性的社會流動機制，使他們朝氣蓬勃、神采飛揚。在科學發展觀的引領下，讓中國更好更快地走向“富N代”的“共富社會”。 (高慶 本文系2009年度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江蘇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課題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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