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頂尖高校人才方面，上海相對于北京處于人才“凈流出”的劣勢。2016、2017兩年間，與上海工作單位簽訂三方協議的北京大學本科生數量僅為個位數；而清華大學在北京和上海工作的本科生比例在3:1和4:1之間。
  隨著畢業季的到來，愈演愈烈的“搶人大戰”再度升級。而這一次，看不見的硝煙正彌漫在北京和上海這兩個全中國戶口最值錢的城市。
   8月7日，上海市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聯席會議發布了《2018年非上海生源應屆普通高校畢業生進滬就業申請本市戶籍評分辦法》，與往年相比，增加了一條新的規定：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為試點，探索建立對本科階段為國內高水平大學（列入普通高校國家統一招生計劃，全日制且完成學業并取得相應的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的應屆畢業生，符合基本申報條件即可直接落戶的綠色通道政策。
由于上海方面還未對“基本申報條件”作出具體規定，該政策普遍被認為清華北大畢業生可以直接落戶上海。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王暉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北京和上海兩個城市相對來說都比較欠缺高層次人才、復合人才和領軍人才，上海此舉既不破壞原來的人才政策體系，又在體系中找到了最有效的一環，卡住了北京的“脖子”。
上海的人才“逆差”
   《華夏時報》記者梳理過去兩年北大、清華兩所大學發布的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發現，在頂尖高校人才方面，上海相對于北京處于人才“凈流出”的劣勢。2016、2017兩年間，與上海工作單位簽訂三方協議的北京大學本科畢業生數量僅為個位數，2017年甚至只有2名學生；而清華大學在北京和上海工作的本科生比例在3:1和4:1之間。
以2017年為例，北京大學本部本科畢業生2645人，75.16%人選擇在國內外深造，簽約就業、靈活就業共606人，其中與用人單位簽訂三方協議的有131人，工作地點在北京的有43人，在廣東的有44人，在上海的僅有2人。清華大學2017年本科畢業生3119人，深造比例81.9%，簽三方就業人數147，其中北京占21.1%，約為31人；上海占4.1%，有6人。

   從以上數據可以得出，2017年清北畢業生中，僅有8人與上海的工作單位簽訂了三方協議；相比之下，上海高校畢業生來到北京工作的就比較多。根據《2017年復旦大學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復旦大學本科畢業生協議就業745人，其中留在上海的有476人，有35人進入北京，上海交通大學大約也有20名上下本科生簽約北京。
   上海不僅對北京處于頂尖學府人才“逆差”，在各大城市之間的搶人大戰中也不占上風。自2016年年底，武漢、杭州、西安等“1.5線”城市就開始向一線城市發起沖擊，以送戶口、送房子、送錢等方式招攬人才。尤其是乘坐高鐵只需1個小時就能到達的杭州，作為互聯網新經濟的高地，在互聯網通信技術、網絡安全、大數據等新興領域形成了人才磁石效應，一時間“上海成為杭州的后花園”之說不脛而走。
爭奪稀缺資源，還是歧視？
   巨大壓力下，上海也選擇加入搶人大戰。3月初，上海發布《上海發布人才高峰工程行動方案》，重點在宇宙起源與天體觀測、生命科學與生物醫藥、集成電路與計算科學、高端裝備與智能制造、新能源、物聯網、大數據等13個領域造就人才高峰。
    北京也在同期發布了《北京市引進人才管理辦法（試行）》，向“千人計劃”和“海聚工程”的中國籍入選專家，“萬人計劃”、“高創計劃”、中關村“高聚工程”的入選人等人才開辟綠色通道。
不過，與準一線城市研究生、本科生即可落戶的低門檻相比，北京和上海的政策被業內普遍認為“保守”。某招聘網站發布的《2018年一季度人才吸引力報告》顯示，這樣的“示好”沒能改變一線城市人才凈流出率的情況，盡管流出率較2017年同期已下降0.1個百分點。
而這一次，上海才真正拿出殺手锏——戶口，向北京定向搶人。“上海這一招比較精明，”王暉表示，頂尖畢業生這一類高素質人才是這兩個城市都缺少的，復旦、交大、同濟等高校的畢業生也是上海這些年來著力要留住的人才。上海打造這一“試點”，有點類似于“特區”，有可能以后會把其他省市重點高校的人才都以類似的方式吸引過來。
    不過，對于用“戶口”換人才的政策，業內也一直不乏批評的聲音。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指出，對人才的不同評價標準，不但會影響到人才隊伍的質量建設，而且也會給社會傳遞不同的人才觀，影響整體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發展。對高等學校來說，強調學歷，會突出高校的不同身份、地位，使高等學校等級化，這不利于學校平等競爭，也會局限學生的選擇。
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陸銘此前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也表示，搶人政策對原來的戶籍制度的確形成了一定沖擊，從這個角度上說是進步的；但另一方面，把獲取戶籍、公共服務的權利跟學歷、教育掛鉤，實際上形成了對于低技能勞動者的更嚴重的歧視。在這個意義上來講，又在某種程度上說是一種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