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務派遣亂象紛繁 同工同酬形同虛設

新華網北京5月7日專電 勞務派遣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一種新型人力資源配置方式，2008年1月1日頒布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對此做了專門規定。勞務派遣對于降低企業管理成本、增加就業渠道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與此同時，勞務派遣工的勞動關系復雜化、勞務派遣用工范圍擴大化等問題，也影響了勞務派遣健康發展。

北京市海淀區法院勞動爭議庭法官胡高崇認為，由于當前對勞務派遣用工形式缺乏必要的監管，勞務派遣人員權益受損問題比較突出，嚴重背離了同工同酬原則，需要引起各方關注。

問題一：老員工“被派遣”現象突出。

案例：老王在一家服裝公司工作了十幾年，2008年1月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后，服裝公司說要和老王簽訂勞動合同，拿到勞動合同一看，上面的用人單位卻是一家外地的勞務派遣公司；服裝公司說，和哪家單位簽訂合同不重要，簽了合同就能繼續工作，待遇也不變。于是老王稀里糊涂地簽訂了合同。后來，服裝公司效益不好，公司裁員把老王辭退，且未給一分錢補償金。辛苦了一輩子的老王犯了難：要么忍氣吞聲，咽下苦果；要么去外地奔波，討回公道，但要承擔高昂的維權成本。

法官分析：《勞動合同法》中賦予了勞動者很多新型權利，比如說連續工作滿十年或者連續訂立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時，勞動者就具有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選擇權；再者，勞動合同到期終止的，用人單位也應該支付經濟補償金。由此，部分用人單位為了規避法律風險，讓本企業中的勞動者與勞務公司簽訂勞動合同，但是仍正常為本企業工作，從而導致員工“被派遣”。

問題二：同工不同酬，被派遣員工勞動積極性受挫。

案例：張老師和劉老師都是北京某藝術學院的舞蹈老師，她們有著同樣的學歷和工齡、同樣的辦公場所、教授同樣的舞蹈課程，但她們的收入卻有著天壤之別——張老師是事業編制，除了基本工資和課時費以外，公積金、自采暖補貼、房補應有盡有。而劉老師由于沒有及時轉為正式編制，在《勞動合同法》實施后就與一家勞務公司簽訂了書面合同，“被派遣”到該藝術學院工作，劉老師的基本工資寥寥無幾，主要收入來源就是課時費，公積金、自采暖補貼及房補都沒有。

法官分析：長期以來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就存在“編制內”和“編制外”兩種用工形式，并且實行不同的工資制度和福利待遇。近年來，越來越多私營企業也開始樂于使用派遣員工以保證本單位員工待遇的最大化。勞務派遣工提供同樣勞動，收入卻低于正式員工，從而導致缺乏工作動力。

問題三：勞務派遣工工會入會率較低，缺乏集體話語權。

案例：小李高中畢業以后被老家一家勞務服務公司招錄，后被派遣到北京的一家服裝廠工作。服裝廠的效益不錯，工會組織過年過節都會給員工發放一些慰問品，但是由于小李不是工會會員，就什么慰問品也沒有。小李與服裝廠領導溝通，希望加入工會，得到的答復是不是服裝廠的職工，沒有辦法加入工會。小李與老家的勞務服務公司聯系，希望幫忙解決加入工會的問題，得到的答復是勞務服務公司規模太小，根本就沒有工會組織。小李加入工會的愿望就這樣落空了。

法官分析：勞務派遣單位與用工單位在派遣人員加入工會的問題上經常互相推諉，沒有任何一方關心派遣人員的工會會員問題。一方面大多數勞務派遣單位沒有工會組織，另一方面很多用工單位甚至都不允許派遣人員加入本單位的工會，這就導致大批派遣人員游離于工會組織之外，失去集體話語權。

問題四：超范圍、超數量使用勞務派遣工。

案例：小趙是一家鋼鐵廠的員工，一直在生產第一線工作。但是小趙的東家卻不是這家鋼鐵廠，而是另外一家勞務派遣公司。鋼鐵廠里像小趙這樣的員工比比皆是，不論是在生產第一線，還是在后勤保障部門、運輸部門，都有勞務派遣工的身影。在廠子里，只有一些管理崗位被正式員工所占據，鋼鐵廠自己的員工和勞務派遣工儼然形成了兩個階層，后者有種“被剝削感”，但又無法解決這一問題。

法官分析：勞務派遣一般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這是對法律勞務派遣適用范圍的限定。但現實情況卻是各行各業超范圍使用派遣工現象廣泛存在，在部分企業中勞務派遣工的數量遠遠超出正式員工，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工以降低人力資源成本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

法官認為，建立勞務派遣制度的本意是為了構建靈活的用工形式，促進勞動力市場的合理流通。但是濫用勞務派遣制度，就會導致被派遣員工利益難以得到保護，員工歸屬感差、穩定性低，成為勞資關系的隱患。

規范勞務派遣制度，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需要社會各方的共同努力：

首先，在司法實踐中明確派遣單位與用工單位之間的連帶賠償責任，最大限度保護被派遣員工的合法利益，降低其維權成本；其次，勞動監察部門應將勞務派遣用工作為重點監督檢查領域，對目前勞務派遣的適用范圍擴大化的問題予以分階段逐步解決，逐步清理不符合“臨時性、替代性和輔助性”派遣崗位要求的派遣用工行為；此外，嚴格把握建立勞務派遣關系的標準，禁止用工企業將原有職工轉為勞務派遣員工，堅決打擊用工企業采取勞務派遣形式轉嫁責任；同時，各級工會組織應關注勞務派遣人員入會問題，賦予勞務派遣人員對于用工單位和派遣單位工會的選擇權，強化勞務派遣人員的集體協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