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清時期的農業科學家看農業人才問題

三、 歷史回顧看農業人才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時期雖然出現了較前期多得多的農學家和農書，農業生產技術也達到其發展的高峰，但由于統治階級對農業的加重盤剝，人口在清中后期又迅猛增長（道光十四年，即1834年達4億），耕地開辟遠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導致人地比陸續下降，從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時的14.56畝/人，下降到康熙時的5.5畝/人，到道光時只剩下1.65畝/人，[9] 農業生產雖然一再努力增加復種指數，圍墾洞庭湖、珠江三角洲等，仍有大量無地農民涌向邊遠山區，焚林開荒，造成“只為人多覺地偏，一人一畝尚難全”和“海角山頭已遍耕，別無余地可資生”的境地，[10] 農業生產又沒有外源能量的投入，最后只能走向滑坡。而從農業本身來看，由于清朝的嚴格閉關自守，斷絕了西方近代科學的輸入，暴露出傳統的農學仍停留在抽象的哲理思考階段。如以陰陽、五行、氣的消長解釋動植物的生長發育，對于西方18世紀以來興起的生物學、遺傳學、化學等與農學密切相關的實驗農學進展毫無所知，就是同明治維新以前同樣和于封建社會的日本江戶時代相比，也顯現出在傳統農業方面有被日本趕上之勢。[11] 日本則到19世紀中后期（1868）開始了明治維新，從此更拉開了兩國農業方面的差距。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中國自古以農立國。為什么在重農政策的號召下，農學家如此稀少。明清進士共51090人，[12] 而進士出身的農學家僅14人。本文收錄的農學家標準很寬，500多年中一共也只得72人。這許多進士都干什么去了，統治階級選拔出來是政治性的，讓他們擔任各級地方官吏，作為統治的骨干力量。在重文輕理的指導思想下，整個封建社會的科學技術人才的總量已經很少，其中從事農學的自然少之又少。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農業，各級地方官吏的職責是勸農督農，即使是勸農負責的官吏，無非是以“父母官”的身份，做到注意興修水利，勸農有方，并不直接從事農業研究，像北魏賈思勰，元王楨等人，可說是鳳毛麟角。《齊民要術》序中列舉了漢代勸農有方的官吏，一一點名，也不過11位。[13] 還有不少的官吏恰如王楨所說的“今之上者，不知衣食之所自，唯以驕奢為事，不知己之日用，寸絲口飯，皆出于野夫田婦之手，甚者苛斂不已，剝削脂膏以肥己，寧肯勉力以勸之哉？”[14] 農業和農民的地位如此低下，農民若要改變自己的地位，唯有走“學而優則仕”這條道路，封建社會這種“重農”實“輕農”的政策，不僅影響農業社會農學人才的成長，而且它的殘余影響異常深遠。清末海禁被西洋的船艦大炮轟開，農村破落，農業衰敗大暴露，維新派人物在謀求富國強兵之道時，終于從中外對比中認識到農業的重要。內容之一即是呼吁重農，如梁啟超即指出：“今之談治國者，多言強而寡言富，即言國富者，亦多言商而寡言農，舍本而逐末，無怪乎日即于貧，日即于弱也。”[15] 張謇也有類似說法，[16] 不俱引。梁啟超還指出，秦漢以后，農工商與士走上兩條不同道路，士變成不辨菽麥，農民則不識一字，形成了“學者不農，農者不學”[17] 的局面，這是封建社會重文輕理的必然結果。

現代農業的發展過程簡單的說，首先是依靠機械化，以取代畜力人力，提高勞動生產率，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轉入工業生產，其次是依靠工業生產，提供化肥、農藥、殺蟲劑、塑料薄膜等，增加外源能量（石油）投入，以取得更多的產出，三是通過遺傳育種，不斷培育出新的品種，以適應機械化、化學化的要求。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前提是發展教育，特別是普及義務教育，知識型的農民才能接受科學知識，經營現代農業，知識型的農民轉為工人，便是知識型的工人，所以普及教育是資本主義（及現代農業）發展的基礎。

日本從1868年明治維新至今已120余年，中國從1893年戊戌變法至今也近100年，在此期間，中日各自都經歷了很大變化，唯一不同的是，日本始終重視教育不變，中國則始終沒有把教育放在首位，明治初年（1873）日本男女受過義務教育的占28%，到明治三十五年（1902）義務教育的普及率已達92%；而中國的辛亥革命時（1911）的國民識字率只有15%，甲午戰敗后中國賠款白銀2億兩，明治天皇說，這筆錢一點也不許瞎花，全部用來辦教育，辦小學，就是在偏僻的農村也要辦一所像樣的小學，就這樣，日本靠這筆錢奠定了教育的基礎。[18] 到1950年時，日本每個小學生的教育經費為5000日元（約人民幣200元），到1978年增至397000日元（約合人民幣15800元），增加了80倍，小學教師中大學畢業生在1950年時只占0.3%，到1977年上升到42.7%[19] 。目前日本農民的文化水平（1987）是：大學占5.3%，高中占74.8%，初中占19.4%。我國目前農民的文化水平，1987年初中學生占農村總人口的6.1%,高中生占1.2%，1989年分別下降為3.56%和0.024%（由于流失率很高），1990年統計，全國文盲半文盲仍有2億，多數集中在農村。[20] 盡管我國農村高等院校現已有52所、農科在校大學生高達9萬多人，但按每萬人口的農科大學生計算，只得1.2人（大學生為18.8人），而日本每萬人口的農科大學生為53人（大學生為205人）。[21]

    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而不相應普及農民的教育，正日益成為農業現代化的瓶頸。我們要清醒的看到，歷史上東南人才輩出這一現象，果然有貢獻巨大的一面，而且至今仍然如此，但決不可自我滿足，要知道這些人才的產生是建立在80%以上是文盲農民的基礎上取得的，它適合封建社會的政治結構和文化意識形態。而今天的世界已進入信息社會，工農業生產和任何商品經濟競爭，說到底是全民智力水平的競爭，如果我們今天已消滅文盲，我們的人才無論是數量或質量和我們的精神文明將完全是另一種模樣。滿足于低層次的勞務輸出，漂亮的時裝進口等等是不能進入信息社會的。通過日本120余年來一貫重視教育而有今天的對照，在討論人才問題時如果不放在教育普及的天平上衡量，是容易迷失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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